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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碎片
困困
北京的三里屯是个充满临时感的地方。这里好象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悸动的现在。它并不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但它在卑微的工作方面做得很出色，那就是制造欲望和满足欲望。不论游荡到这里的人从哪儿来，他们都像海上的水手刚刚靠岸，在这里享用酒，肉和性，在这里建立短暂的雇佣关系，临时的爱情和脆弱的友谊，他们没有一个想要长久地呆在这里，水手嘛，满足了欲望后当然要跳上船继续游荡。三里屯就像空降到北京的一个岛屿，笼罩着富有异域感的人造气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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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思考贫富谁决定？A.社会资源分配不均。B.靠双手。C.命中注定。
最终，富翁们的答案很悲观，一致是C。
48个小时之前，JuJu还身在美国加州参加选美。父亲是跨国公司的亚太区主席，她自小在美国长大，衣食无忧，立志活出个美丽人生。这刻，她正穿着红色晚装、头戴后冠，出席一场盛大的花车巡游。朋友问起她下一步的打算，她说：回香港，住板房，做洗碗女工。
全职太太Cisy，有钱有闲。有一天，女儿问她，“穷”字怎么写？当妈的半晌愣神，女儿是衔玉而生的一代，在香港九龙最贵的国际学校就读，父亲是银行高管，天生属于英文比中文溜的孩子。
Cisy一笔一划向女儿解释：“‘窮’字上面是一间屋，屋下一个身，身子还得弓着，连睡觉也不能把身体伸直。”
这是选美小姐JuJu和全职太太Cisy对贫穷的想象。
她们打算参加一档名为《穷富翁大作战》的真人秀节目。受邀的主人公是10位有钱人，其间不乏G2000品牌创始人田北辰、香港周氏家族第三代周国丰等社会名流。
做一回穷人，是这些富人的想法。他们将在5天的时间里，体验一个“窮”字怎么写：住进贫民窟的板房，甚至露宿街头，打工度日，体验一无所有的生活。
根据联合国2008年发布的数据，香港的贫富悬殊居亚洲第一。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亦表示，本港贫穷情况恶化，贫困人口上升至126万，为历来最高数字。几十年来，原本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已慢慢发展成“M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间的中产者出现“塌陷”。《穷富翁大作战》的制作组希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探讨这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正如《穷富翁大作战》的片首语所说：贫富谁决定？A.社会资源分配不均。B.靠双手。C.命中注定。
这群未曾识得穷滋味的富翁是M型社会里膨胀的一极，代表着香港的欣欣向荣：半山上面朝大海的豪宅，游艇桌球红酒高尔夫，圣诞假期到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全家旅游……
那么，M的另一极呢？
另一个香港
凌晨5点，JuJu拖着半人高的行李箱来到香港深水埗——这里是香港最贫困的所在，笼屋、板间房的集中地——随行的是一个松软的大枕头。不能作弊，交出八达通、现金和信用卡，摄影机24小时全程陪同。
为了寻找合适的人选出镜，《穷富翁大作战》节目组差不多耗费了半年的时间，大部分有钱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担心被绑架，担心公众形象受损，甚至背上政治作秀的黑锅。
律师周国丰答应得很爽快。他生于1985年，爷爷周启年是当年香港首位入住山顶的华人。“二世祖”的绰号从小跟着他，体验贫穷，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平反”。
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的理由是：“我相信，富人坐在冷气房里永远不能体会穷人的真正困苦。”他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信奉自由市场和弱肉强食，他说：“如果你有斗志，弱者也可以变成强者。”
深呼吸，生存挑战开始。
板间房十来平米，阴森黑暗，除去一张双人床，勉强可以转身。三十多摄氏度，无空调，为了省电费，索性电扇也不开，房间潮湿闷热得像个蒸笼。床板因为受潮发胀，一压，成群的木虱就蹿出来。
谢瑞麟珠宝副主席黄岳永身高一米八，躺在这样的上铺，像进了一口木棺材。他总觉得屋子里被一种奇怪发酵的酸味缭绕着。
即便这样的“贫无立锥之地”，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统计，租金是每平方英尺60元港币，甚至超过了九龙区的豪宅。
大概是疲倦，第一个晚上往往在半梦半醒中过去了。只是扮作流浪汉的Eric有点郁闷。他是香港典型的嘻哈一族，日常生活内容是：高尔夫、红酒、游艇。这夜，他在尖沙咀的文化大广场游荡，以往他每周都在这儿跳探戈，却从来没留意原来这里还可以用来打地铺，露宿者们管这里叫“文化大酒店”。Eric捡了几块塑料垫背，还是睡不着，干脆连夜找工作去了。
JuJu和一对四川来的新移民母子同住。清晨6点钟，母亲出门打工。10岁的儿子信誓睡到天亮，JuJu赶忙下床跟他打招呼，小朋友却不大友好：“千万别动我的钱。若你偷我们的钱，我们就不欢迎你们！”他指的“钱”，是藏在自己枕头底下的几十块零花钱。
平时爱逛DIOR店的JuJu一下子愣住了，傻笑。
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七八点钟，穷富翁们已经开工了。黄岳永的任务是在黄大仙做楼盘保洁。他分摊了19层楼的垃圾清理。干到第五层，他开始缺氧，头晕，走走歇歇。他花3个钟头终于干完了保洁阿姨1个小时的工作量，垃圾车都走了。
到中午，黄岳永简直快歇菜了，想翻白眼，饭也吃不下，他问节目组：太体力活了，明天能不能换一份工作？这个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界精英开始相信有些活儿超出了自己的能力。
田北辰则是去扫大街。他是名人，过去逛街最怕被人撞见，这回穿了清洁工荧光条纹的衣服，三尺之内无人靠近，到餐厅、商店借洗手间都会被拒之门外，“觉得自己像魔鬼”。他不敢买雪糕犒劳自己，“怕丧失斗志”。
前不久，作为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还坐在空调房里对于最低时薪高谈阔论，“18元每小时，不然企业家们都活不下去了！”但当了一天的垃圾工，捧着便利店的盒饭，他却嘀咕，“每小时28块，也只是够用。”
JuJu、Eric和Cisy都是去茶餐厅打工。Cisy感叹，“这两天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这一次真是死去活来。”到了傍晚，黄岳永可算回过神来。他试图回到楼道间的厕所里洗个澡，没热水，就捏着水管站在茅坑上冲凉，突然间楼上抛下一盒吃剩的方便面砸在不远处，灰溜溜的老鼠们嗖嗖地从莫名的角落钻出来，在他面前抢得欢实。从此他再也不愿进那间厕所。
深夜里，黄岳永忽然变卦了，他打算明天继续去黄大仙倒垃圾。因为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跨代贫穷
工作之余，JuJu会教信誓念书。因为香港住的地方太贵，家里实在没有摆桌子的空间了。于是这个圆脸的小男孩在床上做功课。他不爱学习，JuJu花了一个小时，勉强教会了他三个单词：you，we，they。
在穷人间“潜伏”的日子里，黄岳永认识了一个孩子，来香港六七年，孩子甚至没有见过大海。而这样始终困在深水埗，不敢迈出去的孩子还太多。
在香港人看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期已经远离了，那时大家差得不远，社会像一颗大橄榄。只要卖力工作，总能回报丰盛。而现在，随着工业北上，政府对金融房产的大力扶植，底层人越来越像干巴巴的咸鱼，受畸高的房价倾轧，再努力也是原地打转，找不到翻身之日。他们面临一个抉择：是花时间挣钱，还是花时间照顾子女？
很多时候，他们选择前者。于是，贫穷像世袭，遗传到下一代，“跨代贫穷”开始成为香港社会的关键词。而特区政府对待贫穷问题，倾向于“大市场，小政府”，强调个人努力，要自力更生，许多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掉进“培训—短期工作—失业—再培训”的轮回。
和周国丰同屋的80后阿堃，会考零分，工作了8年，兜兜转转，现在在读副学士（相当于内地的专科）。期末了，阿堃去参加考试，桌面上摆着试卷和下一学期的学费单，他做着试卷，脑子一团乱，心思都在那张几万块的学费单上。《穷富翁大作战》的节目组问全职太太Cisy的女儿Tifany，你的理想是什么。Tifany说，写书。
节目组又问一个贫民窟的女孩海萍，海萍说她的理想是当医生，因为当医生可以挣大钱。节目组继续问，你觉得父母可以供养你成为一个医生？海萍笑了，应该不行吧。
Tifany从小就坐飞机环游世界。海萍连香港的地铁都不会搭。
全职太太Cisy感慨：“起跑线相距很远。如果她们在跑100公尺比赛，相信我女儿的起跑线是在200公尺……”
答案是C
后来的几天，黄岳永明显得心应手了，速度加快，还和保洁阿姨们交了朋友。当顺利在规定时间里倒完了19层垃圾，他兴奋地对着镜头打出“V”的手势。
JuJu有点享受成功包好一只云吞的成就感。
在奶茶店打工的周国丰也顺溜了，一连几个钟头打仗似的调奶茶，也不至于塞车。但他明显觉得自己的思维停滞了，“像齿轮在转，看不到任何方向，看不到任何前途”。他的偏头痛开始发作了。
田北辰感觉自己很奇怪，这两天只是考虑吃东西，完全没有别的盼望。“最重要是解决下一餐，怎么会计划下礼拜、明年、将来会怎样？”
Eric算是最乐观的。他已经能把硬纸壳叠得刚刚好，他把它想象成弹簧床里的弹簧。不过他的脊梁骨也快扛不住了。他说：“我知道我是在真人秀，有一个期限，但对其他人来讲可能没有期限。”
长期的机械工作正在蚕食大富翁们的智商，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失去目的，失去表达要求的能力。有人在最后一天选择了放弃，陷落到这样的贫瘠里，看不到一点希望。
最终，富翁们的答案很悲观，一致是C。田北辰终于承认单有斗志是无力的，“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弱者越弱，越来越惨。”
5天宣告结束。解脱。
回到家，黄岳永大病一场。胳膊上发满了大大小小的毒疮，中医说是戾气太重。他后来才知道，他寄居的板间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住过了，临到开镜才打扫了一下，那股说不出来的发酵的味道，原来来自死老鼠。
一切命中注定？
《穷富翁大作战》的节目在香港热播，目前第二季已告一段落。节目酝酿之前，印度宝莱坞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正在风靡全球，故事委婉地讲述了这个世界不得不说的一面：一切命中注定。
而这个命中注定也越来越压得香港的年轻人透不过气来。置业难，结婚难，已经是香港80后普遍面对的困境。但另一面，年过而立，他们试图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发出呐喊。
有网友评论道：“虽然各种社会问题及现实不可能一个节目或活动就能解决，更可能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完美的解决方法……只要香港每一个人去思考或去讨论少少的一分钟，把它们加起来就有七百万分钟……总有一些东西给思考出来使我们所住的香港更美好！”
田北辰说自己越来越左，越来越“工人”了。以前支撑他商业王国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然后纳税，靠政府来解决底层人的生活。大不了，自己开张支票去搞慈善。
现在这位哈佛的MBA常常对朋友发表言论，说完全是自由市场太危险，为什么工作的薪酬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从人的角度、工作本身的辛苦程度来综合衡量？比如扫厕所，又脏又臭的活，反而工资最低？他说，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商人”。朋友觉得他怪，所以他不见了很多旧朋友，也交了很多新朋友。
他的改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问，你是作秀吧？是照着剧本演戏吧？
JuJu继续她的艺人之路，做模特，演戏，选美。她说她要做传播正能量的全能艺人。她觉得5天体验的结束，是另一个使命的开始。她说她懂得了，穷人们“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希望和自尊”。很快，她加入了社区组织协会的儿童启蒙天使计划，每周都去陪深水埗的一对孪生姐妹补习和玩耍。
这阵子，《东方日报》一度揣测，JuJu是紫荆女侠？
黄岳永的蜕变最为彻底。他将人生分阶段进行，《穷富翁大作战》让他看清了要走的路。2010年2月，他辞去了谢瑞麟珠宝公司的副总裁一职，专心致志创意他的“有机上网”项目。
他说，IT业是更新换代疾速的行业，许多品牌电脑公司为了保障新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会迅速将旧产品淘汰掉。比如在香港，一个月销毁的笔记本电脑约是四五百台；而同样在香港，许多穷人的孩子买不起电脑，学习被拖了后腿，失去了许多机会。
他说服了三星公司，让它把淘汰的电脑送给孩子们用。又说服CSL无线网络公司，为小朋友提供免费网络。
他一边在贫困社区里给小朋友配电脑，一面在大学里找学生做义工，在Facebook上跟小朋友结对子，做他们的“生命导师”。
辞职给黄岳永带来了几百万的损失。“只是少一点点。”黄岳永兴致勃勃地说，他觉得这个主意比赚钱正点多了。
而让这些穷富翁们自愧弗如的是，越来越多的内地富翁正在步入膨胀的一极，把自己抛在了后头。他们热衷香港的天价楼盘、奢侈品、跑车，他们大多数正在考虑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国外求学，英美是首选地。
一切像是当年香港的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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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次是在深圳遇到台风，停留了18个小时。
上周是临时换机型，超员20人。于是机场人员一个个问：“补偿您300元，您是否愿意改乘3个小时以后的下一班？”想象300元换3个小时不值就拒绝了，结果等自愿办改乘的人手续办完了，飞机起飞时也晚了2个半小时——还不如当时要了那300元出去吃顿饭喝瓶啤酒呢。
这次是北京。头天傍晚的飞机，改成今天早晨9点出头，晚上又废掉这张机票改成8点的，结果到达后发现机场一片熙熙攘攘，无数的航班延误，基本都延误了4个小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