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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以前的帖子：

《葡萄酒自酿工艺笔记（1）-葡萄，品种和品质》

《葡萄酒自酿工艺笔记（2）-分步流程记录》

选好了葡萄，买了容器，用手把葡萄捏碎，放在那里等待大自然神奇的造物。。。 ......

明朝267年几乎无年不修筑长城。明初朱元璋精心设计了藩王守边的理想蓝图。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取皇位，逐步削夺藩王权力，建立总兵镇守的新体制。长城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陕西、甘肃、延绥、宁夏等合称为“九边”。1451年设宣大总督，管辖宣府、大同、山西三镇。1497年设陕西三边总督，管辖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四镇。1550年设蓟、辽、保总督，管辖蓟州和辽东二镇。正式形成三总督下辖九边重镇的防御体系。 总督级别很高，入则为朝廷显官，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巡抚、总兵官俱听节制，故时人称“文帅第一重任”。地方总督多由部院正官中推选，以尚书、侍郎任者，亦加都察院职衔都御史、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专务总督除部院正官外有寺卿至其位者，加官如尚书、侍郎等。对总督的任用绝表示都察院可以决定的。当时人记载：“凡推举各边及腹里干涉军务者，吏、兵二部会同；干涉钱粮流民者，吏、户二部会同。惟总督漕运，吏、户、兵三部会同。” 嘉靖以后要经过“九卿廷推”，皇帝亲自任命。所谓九卿是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等于最高国务会议决定。 明政府派出巡抚、总督的初始用意是用文臣钳制武臣，协调各省、各镇关系，统一事权以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中央对地方军事政治的控制权，防止各省、各镇互不相属，互相推诿。在高度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明朝，皇帝对任何臣下都不可能完全放心。在派遣总督的同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督系统已经设计形成了。 首先，具有相对独立权力的巡抚，是对总督权力是几乎平级制约。其次，品秩低而权利大的巡按御史是中央派出到地方短期巡视的监察官，“小事有权立决，大事直接奏请”，总督不能小看。兵备道和分守道，是省级按察司和布政司派出的监察机构，“凡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兴利除弊之事，有益地方者，务在举行。”第三，无所不在宦官太监，以及他们控制下的锦衣卫、东厂、西厂，宦官专权是皇帝纵容默许下的皇权代表，有的总督是靠宦官的权势才得以任用和维护。最后是总兵官、地方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的三司长官，他们有责任向中央参奏，最高原则是向皇帝负责，然后才是受总督节制。这样最高的决策权力仍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 总的来讲，宣大总督的设置确实提升了宣府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在防御蒙古军事进攻和后来的和易互市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在宣府还上演过皇帝自称总督，滥用权力的闹剧。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在宣府地面做了许多荒唐事。以至总督不得不改称总制。三十年后人们发现“制”字通常代表皇权，非臣子所用，于是取消总制复名总督。但总督被尊为制台却延续下来，直到清朝灭亡。

宣府镇故事(十) 宣大总督,九边联防护长城 正统元年（1436）,明朝政府派遣右佥都御史李仪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宣府镇初步建成长城防线的独立战区。那时，北方边疆民族问题的主动权还掌握在明政府手中，宣府镇还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军事威胁。 七年后，辅政英宗的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主政大臣杨士奇等年迈体衰，相继退出了政坛。而宦官王振在英宗的宠信下逐步攫取权力，广植党羽，公开干预朝政，进而肆无忌惮地独揽大权，造成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宦官乱政的局面。随着政权的腐败，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控制能力急剧衰退，阶级矛盾激化，福建、浙江、广东一带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政府耗财劳师的征讨削弱了自身实力。几乎同时，北方蒙古民族则利用“仁宣之治”息事休兵的调整时期，恢复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脱欢、也先夫子控制下的瓦剌不逐个消灭蒙古内部的敌手，成为草原上新的霸主。他们表面上做出归顺明朝的姿态，暗中“常求大元一统天下”，产生问鼎中原的政治野心。 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以求贡矛盾为借口，发兵向内地发动大规模进攻。蒙古骑兵先分兵进攻辽东、宣府和甘州，也先自统精锐出击大同，使明朝军队首尾不能相顾。英宗在既不知己也不知敌的情况下，受王振的怂恿草率御驾亲征。结果不仅没能够阻止也先的进攻，英宗自己反而成为蒙古人的俘虏，号称50万的大军死伤溃散。在就是震动朝野的“土木堡之变”。幸亏留守北京的朱祁钰监国，不久又即皇帝位，弥补权力真空。任用才识卓越的于谦抗敌，才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躲过一次王朝的生死大劫。但是明朝内部的矛盾，明朝国势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在对蒙古关系上从此陷入被动防御局面 在土木堡之变和北京城保卫战斗中，宣府镇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总兵杨洪率领的宣府将士立下汗马功劳。明朝政府政治军事指挥体系的不足也进一步显露。派往各边镇的巡抚“多不能振联属之策，兴讨伐之师”，只求“保城以自全，撄城以自守。”土木堡之变后，宣府镇“人情汹惧，有议弃宣府城者。官军吏民纷纷然争出。”巡抚罗亨信“仗剑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斩。又誓诸将为朝廷死守。”才温度住局势。而宣府镇巡抚罗亨信与总兵官杨洪都是著名的忠勇之士，二人军政配合相当默契，仍感觉困难，其他军镇问题更为严重。于是，明朝政府开始把官职高于巡抚权力更大的总督派驻到边镇和军事要冲，以整合权力适应军事斗争的新形势。 景泰二年（1451）兵部尚书石璞奉命总理宣府、大同军务，兼理粮饷。在《明史·职官志》，巡抚和总督副列于都察院名下，“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宣大总督的管辖范围包括山西，兼辖偏关、保定。嘉靖二十九年（1550）调整防区，去偏、保，定设的正式官衔是“总督宣（府）、大（同）、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总督与巡抚相同，加都御史衔。都御史职责“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总督巡抚兼以宪衔充任行政长官，不仅方便了权力行使，也是健全地方行政管理机制的重大变革。 总督位高权重，身为文职却偏重于军事，能协调各省巡抚、总兵和其他官员，以“振联属之策。”设置总督后，巡抚仍旧独立存在，就对地方的的节制而言，总督远不如巡抚稳定。总督是“有警则遣”，它没有正式的衙门和属官，也不能算一级国家权力机构。总督驻地并非固定，可能随着军政需要而迁徙变化。以宣大总督为例，嘉靖三十八年（1559）“令防秋日驻宣府。”四十三年（1564）“移驻怀来。”隆庆四年（1570）又“移驻阳河。”十二年内三迁，服从的是明朝对蒙古战争与和平的大格局。 总督与巡抚见关系很微妙，总督权位巡抚之上，有一定的管理权。但总督又不能完全替代巡抚，更不能包揽巡抚所掌的一切事务。在总督之下的巡抚是一方最高长官，对民政、军政和司法处置有相对独立权限。因此，“无事则总督不得侵巡抚之权，有事则巡抚不得抗总督之命。” 地方派总督，往往因事而设，虽为地方高级大员，事毕即撤。专务总督有总督粮储、总督河道、总督漕运等名，各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地方总督多为防边或镇压人民设置，以所辖地区军务为主。

宣府镇巡抚的全称是“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据记载，“正统元年命都御史出巡塞北，因奏社巡抚，兼理大同。……成化十四年（1478）加赞理军务。”派驻巡抚前，宣府镇总兵辖区分属直隶、山系和万全都司等，影响军政指挥的统一。明政府明确宣府镇巡抚“统口北分巡、口北分守、怀隆兵备道；直隶之延庆州、保安州，山西布政司之蔚州、广昌县；万全都司之万全右卫等14卫、兴和等7所；昆力哈诸部贡市。”第一次有效地解决了原军事防御区政令军令不统一的问题。巡抚虽然是文臣，却有逐步增强的军事职能。举凡军伍的整饬、将校的任免、军队的布防、军饷的供给等，皆由巡抚主持或参预决策。镇守总兵的地位也日渐下降，巡抚成了当地驻军实际上的统帅，“总兵以下悉听指麾。”都指挥使及其吏员、皂隶成为巡抚的属员。 巡抚制度的形成及三司职权的向巡抚集中，无疑改变了三司并立的省级权力机构，说明了明代省级体制的重新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司职权向巡抚集中的同时，对巡抚的各种制约力量也逐步形成，它来自以下几个层次。一，平级的制约力量。在各省专设巡抚之前，边境重镇和内地一些省份已设有镇守总兵。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明政府一方面向各地派遣巡抚和镇守文臣，另一面又渐次派驻镇守中官（宦官），实际形成了总兵、中官、文臣“三镇守并立”的新三角关系，形成权力相互制衡。二，自下而上的制约力量。虽然三司已隶属巡抚，但在名义上却仍然是法定的省级机构，对巡抚权力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万历十五年（1587）重修的《大明会典》，将巡抚列入都察院，而把三司分别列为地方最高机构。明政府还三次以法令形式要求巡抚“不许辄差都、布、按三司及军卫、府州县正官、掌印官”。三司职员有不职（渎职或不称职）者，巡抚不得自行处理，而只能向中央政府“奏罢”。巡抚有违法行为，三司长官也得向中央参奏。这样，统驭三司的巡抚也受到三司的监督和牵制。三，来自中央各部门自上而下的制约。巡抚的任命须经吏、兵、户部的“廷推”。内地巡抚的廷推由吏部会户部主持进行，边方则由吏部会兵部主持。巡抚的考课、黜陟、改调，由吏部考功、文选二司负责。“京察”确定去留后，又得听科道纠劾、拾遗。地方重大事务未及完报者，亦由科道查参。巡抚属内的农桑赋役事务，得接受户部的指导，所管军务，得听命于兵部。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省巡按御史对巡抚的制约。明代御史的分道巡按，巡按御史作为都察院在各地的派出机构，逐渐成为中央对地方的主要监察力量。景泰四年（1453）以后，巡抚均授都御史衔，确定了对巡按的统属关系。但是，品级较低的巡按御史在履行职责时仍保持独立性，巡抚不得干预。嘉靖十一年（1532）重定抚、按职掌时更明确规定：“其文科武举，处决重辟，审录冤刑，参拔吏典，纪验功赏，系御史独专者，巡抚亦不得干预。”“地方之事，俱听巡抚处置。都、布、按三司将处置缘由，备呈巡按知会。巡按御史出巡，据其已行之事，考查得失，纠正奸弊。”在巡抚与总兵、中官及三司、郡县官发生互讦时，由巡按负责调查和解决。此外，明嘉靖以后在诸边陆续设置的总督，不定期差遣的巡视官，以及形形色色的公差御史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巡抚起着牵制乃至控制作用。 成化二十二年（1486）明政府最终废止了巡抚赴京议事的规定，实际上已承认巡抚的地方化。巡抚初设时，往往是在本省内“往来巡抚”，与布政司合署办公。景泰、天顺以后，各地巡抚陆续开府建衙。从此，巡抚不仅仅是指“巡抚都御史”个人，而且是指以巡抚为首脑的新的权力机构——巡抚衙门。但明朝巡抚集三司之权为一体，却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无法发展成为与中央对抗的地方势力，而只能是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权。专家认为，这中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上承元朝的行省制度，下启清朝的巡抚、总督制度，是中国古代地方管理改革的重要过渡。

宣府镇故事(九) 9.设置巡抚，宣府战区初建成 1435年农历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逝，时年三十七岁，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号称明朝盛世的“仁宣之治”由此画上了句号。第二年，明政府正式设置诸边巡抚。据《明史·职官志》，设“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曾任九江知府有以廉洁勤政著称的右佥都御史李仪，被任命为第一任宣府镇巡抚。宣府镇作为长城防线的战区初步建成。 巡抚之名起源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朱元璋敕遣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巡抚官职的再现在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朱棣派遣尚书蹇义以及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员13人，各同给事中一员，共26人巡行天下，称为巡抚或者镇守。朱棣告谕：“今令尔等分历郡县，安抚军民，询察所苦。凡利之未兴者，兴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诸司官吏蠹法者，黜之；守法爱民者，旌之。尔克副所命，致民安于田里而无饥寒愁叹之声。”明确了巡抚的职责。但是，当时的巡抚不拘何等官职，都属肩负特殊使命的临时派出，“事毕复命即或停遣。”还不算正式建立巡抚制度。 明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奉行尊崇祖训为原则。朱元璋确立的省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是三司，承宣布政司管行政和钱谷，按察司领司法监察，都指挥使司负责军政，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各自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样就削弱了省一级的权力，使地方权力进一步皇帝集中。但是三司各司其职，互不相属，权力间的制衡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如何补救省一级权力过度分散和内耗的缺陷，提高行政效率，就成为历届政府绕不开的难题。 1425年即洪熙元年，仁宗朱高炽朱瞻基仅在位10 个月就辞别人寰。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朱瞻基继续仁宗的事业，才即位两个月后就派遣巡抚官，以大理寺卿胡（熊）概、参政叶春巡抚南畿浙江。宣德五年（1430）委派赵新、赵伦、吴政、于谦、曹弘、周忱等六人分往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及山西、北直及山东、南直之苏松等地巡抚，各省专设巡抚自此开始。于是巡抚成为朝廷在各省长期设置总揽省一级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官员，临时性派遣逐步向经常性的稳定机构过渡。宣府镇不是单设省，也在巡抚制度的掌控之下。同年，“参政刘琏赴宣府镇协理军务”，职责类似巡抚。 正统元年（1436），英宗即位后的五个月内，中央政府在江西、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和宁夏、甘肃、辽东诸边均设置了文臣镇守，与巡抚并称“镇巡官”。这时巡抚已经具备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基本前提，即设置专抚一地、职责相对稳定。到嘉靖年间，巡抚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化和制度化。明英宗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从他开始明朝进入了政治退化，社会秩序混乱和民族战争频仍的动荡时期。但是英宗坐皇帝的最初几年，他还没有到可以真正掌权的年龄，宦官集团还无法干预政权。明朝中央政府的决策大权掌握在太皇太后（明仁宗皇后）张氏以及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手中。太皇太后张氏大事不糊涂，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少有的精明政治家。在他们的通力协作下，“仁宣之治”的局面表面上得以延续。确定巡抚制度就是当时最重要的建树之一。 明朝的巡抚是很特殊的权力层，它在规制上还不健全，本身不设所属机构，也没有首领官。它又确实是省级权力机构，已经充任了民政、军政、司法长官，把三司和府州县降为自己的下属。由于巡抚多加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宪衔，人们容易错认为是监察机构。在《明史·职官》中就副在都察院大标题下。 根据对明朝各地巡抚职责的分析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其一，全国13个布政使司均设定员巡抚，三司明确归属巡抚领导。巡抚居三司之上，掌全省最高权力，这是明代巡抚制度的主流。第二，主要在边境地区，多在原有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辖。为建制新省区创造条件，以辽东、宁夏、甘肃为典型。第三，在数省交界、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组成特别区。设置巡抚官重新整合地方权力机构，割附近县区为特殊区域，以有效镇压农民起义，以南赣、郧阳为典型。从国家机器对内镇压的职能来看，这类巡抚显然具有特殊意义。第四，通过派遣巡抚组成战区，加强对边防地区的领导。有原来的边境重镇，如宣府、大同，有相对稳定性。也有根据战事的发展临时增设，事平则罢的，如崇祯时为抵抗后金而设置的密云、登莱等地巡抚。

　　成祖朱棣致力于扫除蒙古，实现包括蒙古草原的统一。可惜壮志未酬，病逝于北征途中。他留下的是永远完不成的军事战略和因连年出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这实际上宣布以进攻为主的对蒙古政策的结束，长久防御的军事战略正式开始。 朱棣身后，先后在位统治的是朱高炽（在位仅一年）和朱瞻基（1426—1435年在位）。朱高炽年号洪熙，是为仁宗。朱瞻基年号宣德，是为宣宗。仁宗和宣宗父子，进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改革与调整。在政治上，改变太祖和成祖为政过于严苛的风格，采取较为平和的依法治国方针。内阁制度趋于完备，皇帝对大臣门的意见比较尊重，出现了政通人和的好局面。经济上推行传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大规模征战的消耗，国家度过了困难，国库储备富足。在国内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务实地适度收缩。对蒙古等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进攻基本停止，求和平安定是军事和政治政治斗争的主要目标。长城防务进一步调整与加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动迂回能力有所增强。史家有“仁宣之治”的赞誉。　　明朝建立后的“天下一家”主要在中原地区。蒙古贵族势力的存在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朱元璋确定的基本政策是“严防”与“怀柔”相结合，以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仁宗与宣宗继承了这一思想的精髓。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对北方蒙古继续采取分化内部，扶弱抑强，招抚上层和“顺则抚之，逆则御之”的基本原则。但是目标已经由求战转化为积极缔造和平。在边疆地区适度收缩，成祖已经放弃大宁防线，开平的守御陷于困境。在设置万全都司的当年，宣府镇又主动放弃开平，将开平卫移驻独石口。兴和守御千户所早已迁宣府镇城，其他防御据点也有适当调整。长城就正式成作为防御蒙古贵族的第一道防线，建立长城边墙与堡寨相结合的防务体系就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力图实现蒙古“不能为我边患”的目标，可以节约了军备的成本，也是符合长城内外个民族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并非如后人所批评的那样，仁宗与宣宗是简单的消极防御。他们坚持巡边制度，多次到宣府镇和其他地方检阅士兵，视察边防。大力整饬军纪，查办失职将领。继续实行屯田，充实边储。　　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和睦需要有强大的边防为后盾。仁宗与宣宗时代，委派靖难宿将薛禄（1358-1430年）和谭广（1363-1444年）先后镇守宣府。薛禄和谭广忠诚可信任，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们尊重前任总兵郑亨对宣府镇军事的总体规划。1425年谭广再任宣府总兵时，根据军事防御的新情况，指出“有警征兵数百里外”，各卫所分属大宁、山西等都司，不便管理和指挥。为实现士兵的就近屯种，力请单独建立都司，富翁宣府镇的军事防御。他还提出“惟守御为上策，宜分兵扼守要害，而间遣精锐巡塞外。遇敌时量力战守。间谍以侦之，轻兵以蹑（慑）之。寇来无所得，去有所惧，边患可少弥。” （《明史》·谭广传）的防御战略思想，在明朝的长城防御中有深远影响。谭广在宣府镇总兵任上近20年。他在宣府的贡献是多方位的。营建宣府镇城和周围的城堡，颁火器于各边，加强军事防御能力。实行开中法，招商人经营盐业，满足粮食供应。开办卫所学校。还经中央政府批准在怀安卫以北开马市，方便对蒙古贸易。 ......

　　1409年，即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他派遣到蒙古的使臣被杀，与蒙古的和平关系遭遇挫折，盛怒之下的朱棣派遣丘福率十万大军出塞北征蒙古。由于准备不足和主将轻敌冒进，结果以全军覆没告结束。政府蒙古的困难远超出事前估计，朱棣为首的军事指挥中枢不得不重新考虑长城军事防务，对边防指挥体系统进行调整。当年11月，任命安侯郑亨充镇守宣府总兵官,佩镇朔大将军印，领北京各卫所兵马往宣府操备。宣府总兵长驻宣府，宣府从此称镇。同年受封总兵的，还有保定侯孟善镇辽东，平羌将军宋晟镇甘肃，江阴侯吴高镇大同。宣府、辽东、甘肃、大同和宁夏，加上后来增设的蓟州、太原、榆林和固原，合称为“九边”，这样就形成长城沿线军镇各自为区又相互配合防御的新格局。　　宣府地处北京的西北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永乐元年朱棣将北平行都司恢复为大宁都司，迁移到保定。但是已经失去了大宁要地，使开平、兴和等突入草原的军事据点丧失原来的作用。明朝政府与蒙古民族的“内边防”大体以燕山、阴山为分界线，与秦汉长城大体一致。这样，原来在二线内防宣府军事地位骤然凸显，成为一线长城要塞，北京的西北门户。正如明代军事家的分析：“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驻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武安侯郑亨任镇守宣府总兵官后，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反复在宣府、万全、怀来、龙门等地巡视地形，筹划边防。提出新的军事战略方案，即“在数堡中间择一堡，为高城深池。城多置井蓄水，其城可容数堡之士马。”“谨斥候以远了望。寇至，于夜举火，昼鸣炮。使各堡并力坚守。”这样比较周详的军事防御战略被朱棣所肯定，对明朝的长城边防建设有深远影响。最初的总兵官就任时都被告之是“有警坐镇，无警还京”。但是在新的军事格局中，总兵已经成为常设的指挥官，有节制都司卫所和统驭军队的专权。在总兵以下有参将、游击将军、守备，以及千总、把总、百总等，各任其事。完全按照临战状态来组织的军事机构，比较适合新形势下加强边防需要。总兵岁有更换,军事建设却没有停步。宣府周围沿长城筑堡置军，大约有8个卫10万军户驻屯。军士定地留守，百姓籍地入军户。实行军事管理下的屯田制。在一些地方逐渐演进为村落。

宣府镇故事（八） 　　　　万全都司 兵农合一戍北边 　　1430年，明宣德五年，宣府镇总兵谭广（1363~1444年）“请置都指挥使司，分直隶及山西等处卫隶之。”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治所在宣府镇城的都指挥使司取名万全，借了万全卫的名号，规模却大很多。　　万全都指挥使司建立时辖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左、右卫，怀安卫、保安卫、永宁卫、怀来卫、蔚州卫、开平卫共11卫，另兴和守御千户所、美峪千户所、广昌千户所、四海冶千户所、长安岭千户所、云州千户所、龙门千户所7个千户所。在全国这是最后一个设置的省级军事机构。只设都指挥使司，而不设置相应的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此前仅有辽东镇一例。　　明朝的政权机构分民政、军政、监察等三大系统。废除丞相以后，民政系统在是由皇帝直接领导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监察系统设置都察院，监察范围深入到这样和地方的各个部门。军政系统先有大都督府，后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区节制军事。万全都司，与在京卫所（部分）、大宁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直隶蓟州卫等卫所，同隶属后军都督府。　　明朝的兵制是基础发展唐、宋、元兵制特点的卫所制度。五军都督府分辖各省都司卫所，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以公侯伯充任。但实际权力却逐步向兵部分移，遇有军事行动，都督府都督（或总兵）得到皇帝任命，才能挂印出征。到成祖永乐年年，五府主要权力“尽归于兵部，所谓五军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总兵官开始是为了边地防御而派出的，无专官，有事命将，事毕即归。后来由于边境事多，逐步成为固定职务，宣府镇设置总兵就有这样的过程。都指挥使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总兵是中央派出的，一般都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府的都督，权势自在都指挥使之上。都指挥使实际成为总兵的下属。　　明朝兵制基本点有三条。其一实行军户制度，士兵另编户籍，是严格控制的世袭职业。其二，取法军屯制，国家拨给军户的土地称“军田”。军田是军户纳粮当军差的根据，也是军户生产、甚或资料已经正军军装、盘费的主要来源。其三，以卫所为基本建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力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明史》·兵志记载，全国“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 在人口不足一亿的明初，军户的比例已经相当高。　　根据1374年（洪武七年）更定的卫所制度，“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 （《明史》·兵志）凡天下卫所都归于都指挥使司，简称为都司。都司的主官都指挥使掌一方军政，是省级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司统辖一省的卫所，职掌为守御、屯田、操练、漕运等。卫指挥使司，简称卫，主官是指挥。所的主官是千户、百户。根据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卫所不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地理单位，管辖着大小不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全国有很多等同于州县的实封卫所，以边疆地区为多，宣府最初“不设州县”，的道理就在这里。　　明朝建国以后，在全国设置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等十二个行省。最初行省的官职设置大体与中央中书省相同，有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罢去平章政事和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承宣布政使，主地方民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监察、都指挥使司领军政，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为“三司”。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由中央任命，各自向皇帝直接负责，彼此制约，互不统属，三司的权力分立，有利于加强皇权专制的统治。　　在一般情况下，一省内是三司并存，相互制衡。在边防重地的辽东和宣府，因为主要是实封卫所，只能单设都司管理。以宣府镇为例，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三人，正三品。下属三司是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各有主官和办事机构。经历司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对口中央六部的管理。此外，还有仓库、草场等部门。万全都指挥使司以军事为主，实际上已经包含民政、监察的功能。万全都司设置前，宣府镇的卫所分别属于大宁、山西等都司。按照明朝的军政管理办法，宣府镇军队的使用和调动需绕道经过兵部，有许多不便处。面对蒙古可能的军事进攻，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最重要措施是加强卫所屯田生产，在宣府镇防区需要单独设置的都司，便于军事调度和生产管理。这就是设置万全都市的理由。 ......

宣府镇故事（七） 　　　　迁都北京，设镇宣府筑屏障 　　1403年农历正月己卯，朱棣在南京皇宫的奉天殿受群臣朝贺，祭祀天地和祖宗，宣告永乐元年的开始。朱棣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朱元璋的正统合法继承人。他在恢复洪武旧制的旗号下，废除建文皇帝的几乎所有改制措施，甚至下令抹掉建文年号，把元年到四年依次改为洪武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年。朱棣从一开始就有迁都北京的打算。因为北京是他的军事政治大本营和“飞龙之地”，不仅背倚燕山，面对中原，地理形势优越，而且物产丰富，供应方便。明朝建立前，这里是辽朝是陪都南京、金朝为中都，元朝为大都，周围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近百年，有不可提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特别有利于“控制诸胡”以加强对多民族国家的有效统治。永乐元年，朱棣降旨改北平为北京。四年后下诏建北京宫殿。1409年即永乐七年，朱棣第一次巡幸北京，部署北部边防战事，同时视察北京的建设。此后，他多次巡幸并长期留住，北京已经是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的的政治中心。　　朱棣是靠对蒙古战争建立起政治威望和军事基础的。他以靖难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在南京登基坐皇帝，但丝毫没有忘记北方蒙古民族的威胁。他继承朱元璋“威德兼施”的基本政策原则，坚持以防御为主，必要时主动出击，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面对已经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分蒙古民族，采用有区别的比较灵活的策略。主动谴使通好，分封各部上层，逐步建立政治上的臣属关系。采用以夷治夷的权谋，扶弱抑强，利用各部间的矛盾加以控制。对于降服的蒙古族官吏和民众，显示“海内一统，天下一家”的姿态，妥善安排和任用。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贸易限制稍微放宽，强化经济领域的怀柔和控制。　　当然，实行这样的政策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明朝以“靖难”为旗帜的内战刚刚结束，开始恢复的国民经济又遭严重破坏。明政府尚无力彻底解决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在明军的沉重打击下，蒙古族贵族的北元政权已经解体，分裂状态的各部尚不具备与明朝政府抗衡的实力，也需要和平发展。在短暂时间民族间的战争基本停止，为边境安定和人民和平生产生活创造了条件。　　朱棣以靖难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在南京登基坐皇帝，丝毫没有忘记北方蒙古民族的威胁。他继承朱元璋“威德兼施”的基本政策原则，坚持以防御为主，必要时主动出击，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面对已经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分蒙古民族，采用有区别的比较灵活的策略。中央政府主动谴使通好，分封各部上层，逐步建立政治上的臣属关系。采用以夷治夷的权谋，扶弱抑强，利用各部间的矛盾加以控制。对于降服的蒙古族官吏和民众，显示“海内一统，天下一家”的姿态，妥善安排和任用。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贸易限制稍微放宽，强化经济领域的怀柔和控制。当然，实行这样的政策是有条件的。靖难战争刚刚结束，严重破坏了的经济需要恢复，明政府无力扩张发展。而蒙古族的各部尚不具备与明朝政府抗衡的实力。这样就在短暂时间内消弭了民族战争，为边境安定和人民和平生产生活创造了条件。朱棣只是部分地恢复洪武旧制，对事关国家安定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有效改革。他稳步地继续剪除藩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继续奉行朱元璋治国安民方针，促进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他在对退守蒙古草原的蒙古贵族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对长城防务进行军事改革，变藩王守边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分区防御。建立专职边防机构和区域性指挥中枢，以镇守总兵官为统帅的边防力量成为较为独立的边防单位。　　明朝的总兵官开始设于洪武二年，高级将领出战或巡边被任命为总兵，原为因事临时派遣授权，无规定品级，无定员的武官。这是与卫所制度相适应的军事管理办法。“征伐则命将为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就任命前朝宿将何福为征虏将军，镇守宁夏总兵官，对稳定西部长城起了重要作用。宣府的战略重要性，朱棣是相当清楚的，早在永乐元年，他就“命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武城王聪充左副总兵、安平侯李远充右副总兵，率师驻宣府备御。”两年后，又“敕武安侯郑亨统率北京步骑三千，并永平立功军官于宣府操备，节制宣府、万全、怀安、隆庆、兴和诸卫。”为后来在宣府设镇和专派总兵奠定了基础。 ......